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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遭二姐冒名顶替上大学并被父母要求改名

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11年05月20日13:25  三联生活周刊
被置换的人生 被置换的人生

  被置换的人生:一桩20年前的顶替上学事件

  20年前那起姐姐顶替妹妹上大学事件的结局在外人看来并不太坏:姐姐由落榜生变为了大学生,后来去满洲里市当了一名小学教师;妹妹经过一年的补习,去了一所重点大学,现在是深圳市一家私营企业的工程师。可是,牺牲亲情与违背道德的做法让所有当事人都难以释怀心中的苦闷。20年过去了,当年留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。

  记者◎丘濂   插图◎老牛

  心底的秘密

  杨丽敏(化名)告诉本刊记者,她无法忘记1991年的夏天。那一年,她18岁,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二中参加高考。她当时的名字叫杨志强,同年参加高考的还有大她一岁的二姐,叫杨志军。两人分别是高三6班和高三2班的学生。杨家一共4个兄弟姐妹,母亲常对他们说,这是个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家庭,考大学是唯一改变境遇的出路。好在杨家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,他们就读的二中是全市最好的学校,大哥杨志刚已经考去了大连理工学院,大姐杨志华在当地的一家教育学院读师范专业。1991年,就轮到杨家老三和老四升学了。

  李玉霞是二姐杨志军的同班好友,她和杨丽敏都在海二中的考场。第一天考试上午安排考语文,下午是化学。她记得杨丽敏考完化学,走到学校门口,就当着一群在外面焦急等待着的家长哭了。“志强说有一面卷子和下一页粘住了,交卷前几分钟才看见那页题目,是胡乱填上答案交上去的。”李玉霞和杨志军及另外两个女生,是一个亲密的四人小团体。“我们都是一个宿舍的,为人又都开朗活泼,特别爱玩。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,我们没赶上,结果第二天居然向老师请假,专门去看。”在李玉霞向本刊记者的回忆中,杨志强比较沉默寡言,和她们相比,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。“志强每天三顿饭都和我们一起吃,我们把她当做是志军的妹妹来看待,其实她的性格和我们不一样的。我们吃过饭还要玩会儿,她准保要去看书。”如果不是化学考试的失误,并且那是第一天考试,会影响接下来两天的心情,李玉霞觉得杨丽敏考上一个本科院校绝对没问题。

  当年考试是估分报志愿。杨丽敏知道自己失常发挥,没有报省外的学校。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,因此她填写的全部是师范类学校,其中就有海拉尔师范专科学校。“二姐考完回家,一对答案说感觉还不错。其实她以前学习比我好,高中的时候,因为和同班男生谈恋爱,成绩下降了不少。我觉得她人很聪明,也许高考超常发挥,分数又回来了呢。”杨丽敏向本刊记者回忆。杨志军还报了一所省外不错的医科大学,“她说要去个好大学给妈妈争光”。

  成绩下来了,杨丽敏得知自己的成绩是474分。“几条分数线已经出来了,我超过了当地录取的最低分数线,也就是那条大专线。”但是杨丽敏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“每天我都在等待的焦虑中度过,觉得可能是志愿报空了,上线也没用。”8月份的某一天,杨丽敏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,“说是我家要请客,庆祝杨三考上大学”。杨丽敏心里一沉,知道自己落榜了。“我完全沉浸在没考上大学的伤心中,根本没想过二姐四百零几分的成绩,连最低分数线都没过,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?”摆宴席的那天晚上,家人没让杨丽敏一起跟着去。她一个人待在了家里,一片茫然,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。

  当天晚上请客归来,父亲和二姐去了另一个间房,母亲过来和杨丽敏说话。“她第一句话就说,要我改名字。她提了一个新名字,也是杨志‘某’。我们家里生完大哥后,一直想要个男孩,所以给女孩起的全都是男性化的名字。我一听,新名字也就那么回事,就没做出什么反应。妈妈继续说,之所以要改名字,是因为姐姐要拿着我的通知书去上学。”杨丽敏说她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“通知书是邮寄到父母单位的。我这才明白,妈妈、爸爸、二姐原来早就背着我商量好了。妈妈给出的理由是,我的年龄小,前一年考上,第二年再考肯定没有问题。”杨丽敏说她此时什么都听不进去。“我就像个木偶,完全是受别人操作。只是到了必要的时候,比如这时需要我改名字了,他们才会通知我一下。”

  接下来的几天,父母把杨丽敏的初中毕业证、高中毕业证和高中同学一起拍的照片,全都找出来烧毁了。“他们同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。那些都是胶卷照片,没有底片的,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,感觉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亲人。”对于血缘关系的怀疑,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的。若干年后,杨丽敏还打电话去天津询问姨妈,直到姨妈说出她当年出生的医院等等细节,杨丽敏才稍微确信自己是母亲亲生的女儿。至于和父亲的关系,杨丽敏始终认为那不是她的生父。“爸爸一直很偏爱二姐。小时候我去和他亲昵,他就躲着我,半开玩笑地说,‘你是捡来的’。”这句玩笑话,在那几个月以及日后的岁月里,无数次回响在杨丽敏的耳边,并且深深印刻在她的心中。

  去最远的地方

  杨丽敏说,她没有听从母亲的话,给自己起了一个柔美的名字,意思是蔷薇花盛开的月份。“这是为了纪念我1973年4月2日的生日。”二姐杨志军从上师专的那一刻起,用的是杨志强的身份,而杨志强则改成了这个新名字,复读时用的还是自己1973年4月2日的生日,直至1992年报考大学时才不得不用了杨志军1972年1月6日的生日。“每年的4月2日,我、老公和孩子一起庆祝,大姐杨志华也会发来祝福的短信。其他人都在1月6日祝我生日快乐。每年到了这两天,心里的伤疤就会疼起来。”

  杨丽敏继续插班进入海二中的高三4班复读。在当年的海二中,每年一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能占总人数1/3,杨丽敏1991届的同学有一些也再次和她一起重读高三。她仍然被大家叫做杨志强,书写时她才会用新名字。杨丽敏1991届的同桌黄玉海当年考取了郑州粮食学院,杨丽敏在复读期间和他保持通信往来。黄玉海告诉本刊记者,杨丽敏有一天在信中告诉他,自己改名字了,他还觉得很好,因为原来那个太像个男生了。“我知道杨志强考上了海拉尔师专,但不知道她没去的隐情,我也没好意思去问她。她平时学习成绩好,当年化学考试出现失误,想复读一年太自然了。”

  杨丽敏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身边的朋友。“他们安慰我说,我和我二姐长得完全不一样,她报到的时候肯定通不过,于是我心里又有了一丝希望。”回想她第二年去大学报到的经历,杨丽敏告诉本刊记者:“高考前夕填了一堆表格,其中有几份送到了最终考上的高校,报到的时候他们会将表格上的照片和真人做比对。二姐嘴角上有颗痣,那是很明显的和我长相不同的标志。”

  杨志军却仍然顺利在海拉尔师专完成了两年的学业。杨丽敏说,她和同样复读的李玉霞曾结伴一起去杨志军的学校看她。“我们去了二姐的宿舍,和她一起在食堂吃饭。无论住宿环境或者伙食,都比二中要强得多。想到她在那里交往的同学、享受到的物质条件都应该是属于我的,一下变得很难受。”在复读的那年里,杨丽敏只去看过一次二姐。

  在第二年高考的时候,杨丽敏的名字又发生了问题。“因为家庭户口本上,杨志强的名字已经被注销后迁走了,只剩下一个杨志军。一位政教处的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那里哭得太可怜了,就去派出所找了个熟人,帮我把杨志军改成了新的名字。”在当时的海拉尔,考生选学校时,首选都是北京、天津和东三省城市中的大学。杨丽敏复读后,成绩比前一年提高了100多分,她最想报考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。“但是妈妈考虑到要保护二姐的身份,禁止我报考师范专业,防止我们两个将来都在教育系统。并且她还有要求,我要是去了北方城市,一定不能和过去的同学来往。”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,最终激发出杨丽敏的叛逆情绪。她选择了在当地招生的院校中一所最靠南的学校——厦门大学,去那里学习她较擅长的化学专业。“好像离家出走一样,我想离开伤我心的家人。”从海拉尔到厦门,杨丽敏坐的是火车的慢车,算上中转与停留的时间,走了将近一个星期。

  亲人之间

  就在进入厦门大学后不久,杨丽敏和二姐杨志军以及父母在修改出生年月上发生了矛盾。杨丽敏告诉本刊记者,她到达学校后,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。“北方干燥,南方湿热,我得了严重的湿疹。在班级里,不知道谁发起的按照年龄给大家排座次,我用了姐姐的年龄,又参加过复读,一下子比班里同学大了两岁,被大家天天喊做‘老大姐’。在家里我排行最小,在原来91届的班里,我又算读书早的,有时候还被同学们叫做‘杨妹妹’,这种落差我不能接受。”于是杨丽敏给二姐写了封信,表达了身心的双重苦闷,希望两人的出生年月能够调换过来。结果这封信被杨志军直接转交给了父母。“爸爸和妈妈各来了一封信。爸爸的主要意思是,‘为姐姐做牺牲是正常的,如果再有什么微词就是对父母的不孝顺’,妈妈回信则说‘一定要为姐姐保守秘密’。”在那个年代里,没有手机和互联网,宿舍里的电话拨不通外线,通信是远隔千里的亲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方式。“同一寝室的同学总是能收到父母的信,可是大学4年,来自父母的信件我只收到过这两封,主旨就是如何站在二姐的立场为她着想。”

  也许从母亲的角度讲,在这件事情上,姐妹之间的深厚情谊足以让她们相互体谅,她很难理解其中的不妥之处。杨丽敏家庭特别的地方在于,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旁,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和了解其实非常有限。母亲是天津人,年轻时作为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,去了内蒙古阿荣旗的那吉镇,在那里认识了父亲。杨丽敏和杨志军两人小学一至三年级在那吉镇父母的身旁,接着被送到天津的姥姥家照顾,在当地完成了小学直至初三升学前的学业。那时父母已经调去海拉尔郊区的宝日锡勒煤矿工作,姐妹两人就在海拉尔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,考上了海二中。大哥长杨丽敏6岁,大姐则长她4岁,由于一起上学的缘故,兄弟姐妹四人中相差一岁的杨丽敏和杨志军在一起的时间最长,理所应当母亲会认为她们关系非常亲密。“上高一的那年,妈妈将我们安排进一个宿舍,好互相照顾。”杨丽敏说,“实际上,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同,在宿舍里都有各自要好的朋友,除了吃饭在一起外,校园生活并无太多交集。”

  在杨丽敏的记忆里,母亲曾经有两次明确对此事表示过歉意。“我在佛山找到工作后,她过来和我住过一段时间。我对她说,在大学里,人家都拿我的年龄打趣。毕业后,去私企面试,其中有一家问我,为什么快25岁了才毕业?我发起愣来,人家以为有什么隐情,就把简历材料退给我,让我走了。母亲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,看着我说:‘对不起。’”还有一次,则是在母亲临去世前。“妈妈在2005年12月突然因为心肌梗塞住院,住院的第二天,我意外接到了她的电话,她说有件事情妈对不起你。她曾经收到过我高中同学的信件,没有转交给我,就直接销毁了,就是怕我和他们联系。住院的第三天,妈妈去世了。”随着时间的流逝,杨丽敏说,她对母亲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。“既因为她对我们姐妹的不公平而埋怨她,又很同情她。一直以来,父亲在外面做生意、交朋友,不怎么着家,四个兄弟姐妹的生活学习都是母亲料理。后来母亲有高血压和心脏病,父亲也不怎么关心她。”

  杨丽敏对于杨志军却不能释然。她上大学时总共回家3次,之后工作了每年回去一次。二姐1993年被分配到满洲里三道街小学工作。“我一般会去齐齐哈尔看望搬到那边工作居住的大姐和父母,和二姐见得很少。”在屈指可数的和二姐的见面中,几乎每次杨丽敏都会提到改回出生日期,双方便不欢而散。两人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母亲的告别仪式后。“母亲在的时候,我们吵,肯定是母亲支持她,二比一。母亲不在了,我就跟她直接面对,那次吵得非常激烈。”

  2009年7月,杨丽敏从深圳先去齐齐哈尔找到在那里教书的大姐杨志华,两人又一起去满洲里和杨志军会合。三姐妹连同各自的子女,共同到中俄边境上的国门游玩,留下了不少笑容灿烂的合影。那是1991年以来,唯一一次气氛融洽的家庭旅行。“那时大哥杨志刚在加拿大工作,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。我们姐妹凑在一块儿商量怎么救大哥,都去医院做过配型检查,心里就想着要团结起来,一起过了这个难关。”2009年12月,42岁的大哥在多伦多去世。此时,满洲里市纪检委已经接到陌生人举报,称本市三道街小学的教师杨志强,本名是杨志军,当年顶替妹妹上的师专。随着调查的深入,杨丽敏和杨志军的关系迅速恶化。

  调查的意义

  满洲里市纪检委在接到举报后,按照“谁主管,谁办理”的原则,将此事交满洲里市教育局党委进行调查。当时在任的党委纪检组长告诉本刊记者,他仔细查阅了杨志强老师的档案,包括高中时的学籍档案,一直到进入三道街小学后建立的人事档案,结论是没有发现什么瑕疵。杨丽敏推测,这其中的高中学籍档案,就应该是她填写的那份,后来跟随改了名字的杨志军一同被调走,只要对比不同阶段档案材料的照片,其实就可以得到真相。“但是照片不能说明问题,人在不同阶段的相貌是不一样的,这不是我们判断的依据。”纪检组长说。

  就在第一轮调查结束后,杨丽敏向纪委转发了一封邮件。杨丽敏向本刊记者坦言:“第一次的举报人并不是我,虽然杨志军这样固执地认为。在第一轮调查中,我多次接到杨志军的电话。由于我们互换了生日,二姐变成了1973年4月2日的生日,我的是1972年1月6日,调查人员就很疑惑,妹妹的年龄怎么会比姐姐大呢?杨志军让我解释成是为了改大年龄早上学,让我编造我的真实生日是1974年7月6日。她还总在电话里威胁说,要不然我这边也不会好过,毕竟我考大学的时候也改过名字,她也会举报我的。我实在不想在这种谎言里生活了,我现在的生日就是假的啊!”杨丽敏转发的是杨志军爱人包涛海的邮件,其中有这样的语句:“毕竟你俩当时对调了档案……起点是错误的,以后的东西也会付之一炬……我们一定要团结才行。”除这封邮件外,杨丽敏还提供了91届高三6班班主任的姓名,和一份家庭关系的情况说明。由于有新的证据补充进来,纪检委交教育局党委,开始了第二轮调查。

  第二次的调查负责人、党委办公室主任向本刊记者介绍:“我们专门抽出一天去到海拉尔二中和海拉尔招生办,查看当年可能遗留下来的档案或文字记录,什么都没有查到。另外,我们还拜访了当年的班主任,他只能想起来,班里是有一个叫杨志强的学生,其他也就说不出什么了。因此这次调查依然不能说明教师杨志强的任何身份问题。”

  本刊记者在三道街小学门口见到了已经改名为杨志强的杨志军。她对是否顶替妹妹上学的问题不置可否,说一切都以教育局的调查结果为准。她现在是三道街小学的教导主任,同时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。1993年,她从海拉尔师专毕业后,就来到这里工作,干了快20年,才有今天的成绩。“我对现在的工作生活很满意了,妹妹可能什么都想要完美吧。”杨志军告诉本刊记者。第二轮调查开始后,她已经不再接杨丽敏的电话。“因为她每次都很激动。”在电话采访中,大姐杨志华透露,杨志军的压力很大。“现在学校里得罪人的事情都让她来做,她工作做得好,也得不到相应的奖励。”那位纪检组长就介绍说,杨志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,经常有家长把对她的感谢信都写到教育局来。他告诉本刊记者:“我们从未处理过类似的事件。如果真的查出杨老师有问题,该怎么处理还要查阅相关条文。不过,这样好的老师就应该开除公职么?这里是不是也有个年代太久、既往不咎的特例?”

  1991年的夏天,父母是如何与杨志军商量的?这20年里,杨志军的内心状态又是怎样?杨志军对此事保持沉默,已经让这些无从知晓了。杨丽敏曾经因为母亲的干涉,和许多当年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。杨志军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李玉霞说,高三2班曾经有同学在满洲里的街上碰到过杨志军。“他脱口而出,这不是志军么?杨志军说,不好意思,你认错人了。谁愿意假装不认识过去的老同学呢?快40岁的人最喜欢的就是怀旧了。”当年那个四人小团体,除了杨志军外,另外三个人都保持着联系。“组织就在这里,要想联系,早就来找我们了”。

  可能是当年好友的缘故,在李玉霞对本刊记者叙述的逻辑里,杨志军的人生受影响的程度,不亚于她的妹妹。“也许志军更愿意复读,是她母亲觉得她风险大不同意呢?海拉尔师专毕竟是个专科学校。我就是第二年复读又考了个不错的学校。当年在二中复读,分数低的复读费都不用交。耽误一年,总比遮遮掩掩过一辈子好吧。”李玉霞印象中的她们的母亲,说话声调高、语速快,强势而能干,“很像那种代替孩子做决定的人”。不过,杨丽敏对这个解释并不认可,她说:“因为二姐在家里很受宠,父母不可能不尊重她的意志。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后,还有一个月才开学,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件事情想清楚。摆完酒席,姐姐接着又和父亲去了满洲里,在那里继续接受一些朋友、亲戚的祝福和礼物。她完全沉浸在一个大学生的荣耀里。”而对于当年录取她的海拉尔师专,杨丽敏表示自己肯定会去的。“我从小就想当老师,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。”

  虽然教育局党委的第二轮调查已经结束,杨丽敏仍旧希望可以补充新的证据启动新的调查,起码让他们能够澄清这个事实。其实,过去的同学可以有不少人证明这件事情。“但不到万不得已,我不想让他们来说,毕竟都是我们姐妹的同学,怎样都会让他们为难。”杨丽敏说她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改回自己的生日。“我问过派出所,他们说需要提供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,所以唯有诉诸于法律或者让教育局来进行澄清,我才可以去改。”这徒增的一年光阴曾让杨丽敏遭遇同学的取笑、用人单位的疑问,未来也意味着她将提早一年退休。以二姐失去工作,或者和她对簿公堂的结局来解决这个年龄问题,杨丽敏曾经不愿看到。但2009年二姐的带有威胁口吻的话语, 让杨丽敏觉得家庭内部来化解矛盾的艰难, 似乎要采取法律的手段了。与此同时,她也在强调亲情的修复:“二姐是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大学,她一句表示抱歉或者感谢的话都没有说过。我很想听到这些。”■

  (姐妹同学的名字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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